在新当选荣誉会员欢迎宴会上，香港大学玛丽医院John Wong教授（右）及旧金山大学David M.Jablons教授（左）向陈孝平教授（中）当选荣誉院士表示祝贺。

美国外科学会荣誉会员、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主席陈孝平——

一人分饰三角的快乐“苦行僧”

　　17日上午8点55分，离记者与陈孝平教授约定的时间还有5分钟。同济医院外科一号楼四楼的一间普通办公室内，陈孝平正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打电话一边打字，记者推开门，想和他打个招呼以示准备采访，他轻点头忙着处理手上的事，本想找地方坐下，一看满屋都是书，柜子里、桌上、地上甚至沙发上全堆满了书，无从下脚。只好将采访地点改到隔壁会议室，9点整，陈孝平走进会议室。

　　在陈孝平的办公室门外的标牌上写着“外科学系主任办公室、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中华外科学会肝脏学组、中国普通外科主任联谊会”，作为裘法祖院士的大弟子，在裘法祖去世后，陈孝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肩负着同济医院乃至湖北、全国外科学系领军人的重担。

　　采访中，陈孝平首次公开了他刚获得的殊荣——4月14日，他被美国外科学会授予荣誉会员，全球仅68位非美籍人士获此称号，陈孝平是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今年58岁的陈孝平从医、从教38年，40%的精力给了医生，30%的精力给了教师，还有30%的精力给了科研，这是他自述的目前状况。作为一名医生，他有着完美的刀法，并在外科学界德高望重，任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主席、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常委兼肝脏学组长；作为一名教师，他不仅教书育人带博士生、硕士生，还是17本书的主编，其主编的《外科学》是几乎所有医学生的教材；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创造了多种肝胆胰等手术方式，“暴走妈妈”的换肝手术就由他主刀完成。

　　“一人分饰三角”，陈孝平称没有自己的时间，“我是一个苦行僧，不会唱歌跳舞，不会打麻将，不抽烟不喝酒，但医生、老师、科研人员这条路我走定了。”

　　从医之路 从“赤脚医生”起步

　　“我那时不知所措，但深刻感受到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当医生的伟大，不仅救人，还给了她活下去的动力。”

　　对于一个从来没想过当医生的人来说，陈孝平自己也不曾想到有今天。下放到安徽农村时期，每个队要出一个人跟着赤脚医生学医，陈孝平就这样被推了出去。

　　他笑称，自己是个从小就害怕吃药打针的人，小时候因为要打针吓得钻到桌子底下，而如今手执手术刀的他早已从骨子里爱上医生这个职业。

　　陈孝平真正感受到医生这个职业的重要性，是在毕业后的第二年。那时他被分到一所医院的肿瘤外科做医生，有个女知青无缘无故大了肚子，被传怀孕的女知青羞愤难当，投井自杀了三次都被人救了回来。家人将她送进医院后正好是陈孝平接诊。陈孝平发现，女知青并非怀孕，而是长了一个很大的卵巢囊肿，“手术很简单，相当于摘了一个西瓜，切除肿瘤的根部就顺利把瘤子拿了出来。”术后，女知青和她的母亲双双跪倒在他面前，感谢他还了女孩一个清白，“我那时不知所措，但深刻感受到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当医生的伟大，不仅救人，还给了她活下去的动力。”

　　陈孝平自己、夫人、两个女儿都从医，而且深深热爱医学，这源于一种当医生的成就感。20年前，陈孝平为一个当时年仅16岁的女孩手术，女孩被确诊为胰腺癌，手术难度大、风险高，但结果很成功。10年后，他收到了女孩的一封信，除了表达感谢，女孩问他，自己到底能不能和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得到陈孝平肯定的回信后，女孩欣喜万分，这样的患者多得陈孝平自己都数不过来了，迄今为止，他施行和指导的各种肝胆胰手术已1万多例，含肝癌6750例。

　　教书育人 大家公认的“苦行僧”

　　陈孝平的第二个身份是老师。1973年他第一次走上讲台，如今带着博士、硕士的他不仅要教学，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编写教科书和参考书。“以前上学没有书，只有讲义，我们不分日夜手抄讲义学习。”陈孝平说，正是自己的经历让他坚定编写教科书。

　　第一次知道编写教科书的辛苦，是陈孝平看到导师裘法祖院士在编写《黄家驷外科学》第五版时竟一下驼了背。从2000年起，陈孝平开始主编医学教科书和参考书，11年来，他感触最大的就是，编写教科书不能出一点错，必须严谨。

　　2001年，陈孝平大病一场，全身上下从颈椎、肩膀到腰椎、膝关节痛得要命，夜里都睡不着，这是长期伏案编书落下的毛病，直到现在他仍不能连续看稿超过两天，“但这些付出都有回报，目前至少90%的医学院都在用我们同济主编的教科书。”

　　陈孝平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医生一整天竭尽全力地工作，也只能看50个病人。但是如果每天看20个病人，教好200个学生，就可以有4000个病人受益。“当桃李满天下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富有的人。”

　　对于学生，他有一套自己的选拔办法：人才就是能把自己的能力充分运用到工作岗位上的人，而发现人才靠的是“见多识广”；“不要光听他说，更要通过工作及对病人的态度发现他的优点”。陈孝平认为，作为外科医生，“动手”、“动脑”和“自信”是必要的。他会“逼”着已有一定经验的学生主刀做手术，自己在旁边细心观察指导。“做多了，就熟练了；学多了，好的医生也就多了”。

　　在手术技法上，他从不藏私，有了改进或者创新，一定慷慨地与同事、学生们共享。他说：“中国的医学原本是很先进的，只是有了种种思想上的桎梏，才导致这些先进的医术没有让更多人受益。这不仅是对病人的不负责，更是对医学进步的极大限制。我们必须学会开放，学会资源共享。”在从教的几十年中，陈孝平不愿意把学生局限在实验室内。他鼓励他们对外交流，并尽心竭力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支持。

　　体恤病人 不上门诊，仍在免费看病

　　“有的病人为了筹钱看病，一天只吃两个馒头，连菜都舍不得吃。”

　　陈孝平的一天是这么过的：早上7点半到医院，用一到两个小时处理紧急突发的情况，包括病房里和学术上的，一般9点半进手术室，有时连台2-4台手术，下了手术吃一个盒饭，下午主要用于病例讨论，主要是器官移植的病人和疑难重症病人，同济医院外科有1100多张床位，除了自己的手术病人，陈孝平得面面俱到。下午5点半到晚上8点处理研究生、博士生的课题，编写书籍、杂志，或者搞科研，包括国家973自然基金的各个课题，有时工作到晚上10点回家才吃上晚饭。

　　一天到晚泡在医院，陈孝平也能体会病人的难处。“有的病人为了筹钱看病，一天只吃两个馒头，连菜都舍不得吃。”陈孝平看在眼里，但去过多个国家后，他觉得“看病难、看病贵”并非只存在于中国，医疗体制问题、收入问题和保障问题是个很复杂的系统，但一些“中国特色”的确不容乐观，陈孝平说每天都有很多推销药品的医药代表来找他，并称药一点都不贵，他不反驳也不接受，只说要他们自己去病房转一转，看看病人和他们的家属，然后再来说贵不贵，换位思考一下。

　　由于分身无术，如今陈孝平已经不再上门诊，他解释说，不是因为不想看病，而是每每由于搞科研爽约门诊时，感到对不住慕名而来的病人。但不看门诊并不代表不看病人，采访间隙，两位病人拿着病历和片子守在门外，陈孝平并没有多问，请进了他们，“陈教授，我丈夫住在肿瘤科，麻烦您帮我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救。”陈孝平说，每天都有不少病人守在门外等他，更有病人打电话、写信请他看病，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把病人约到会议室免费给病人看病。

　　陈孝平有个目标，三个角色都做好，并且让同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个目标要用科研来说话，基础研究要做，疑难问题也要解决，科研来自于临床，而有的医生只知道学别人的手法，但好的医生应该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发现了问题才能钻研如何解决问题，这个传统同济应该坚持。”（长江商报  201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