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同济医院走过的宜宾岁月
同济医院院史编辑室 马先松

　　同济医院的第二个百年已走过了10年的岁月。在即将过去的110年里，她——同济医院发端于黄浦江畔的上海，成长于长江之滨的武汉，而在金沙江与岷江交汇而成的长江第一城宜宾度过了近6年的岁月。6比110，时光虽显短暂，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日子。那时，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百万工厂遭日寇轰炸而倒闭，千倾良田因战乱而荒芜，难以计数的学校、医院被迫关闭。同济医院却在宜宾这块土地上顽强地立下足来，心系百姓，不负使命，继续发展，为抗战文化名城增添了一抹光彩。这是一种意志的坚持，是一种情操的传承，更是同济精神的光大，由此说，宜宾也是同济之根。

　　作为同济历史的研究者，在我看来，同济医院自宝隆博士创办至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与关系，虽先后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自身并未受到严重冲击与破坏，而且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抗战爆发前，在十里洋场上海已是著名的现代医院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上海，皇皇的同济大学被炸成一片废墟，同济医院也不得不踏上历经磨难的迁徙之路，历时3年，转辗8省，跋涉数千公里后，在宜宾驻扎下来。同济的前辈们在这里苦斗，在这里兴业，在这里创造医学奇迹，在这里为国家培养医学新人。同济医院这一段历史的独特性进一步成就了其精神、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同济医院的宜宾历史是其全部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所医院的历史传承靠的是什么？显然不仅仅是他的名称、他的资产或是技术，而是靠他的人脉相传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与文化。我希望，今天的同济人一定要了解并记住前辈们所经历的那段宜宾岁月。

　　中国人管理同济医院的开端

　　现代化的西医医院在中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其管理权多不在国人手中，教会医院自不必说，就像同济这样没有教会背景的医院也是如此。一次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德国担心中国没收其德产，曾考虑将同济医院交给中国政府，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很快与德国签订了相关协议，此事作罢。同济大学1927年收归国有，但同济医院仍属德国产业，同济医院的管理权一直掌握在德国人手中。1937年上海沦陷，同济医院随校外迁至浙江金华，德国人柏德辞去医学院院长职务，但仍然担任着同济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职务。当抵达江西赣州时，包括柏德在内的13名德籍教授返回上海（仅留下史图博一人），实际上德人放弃了同济医院的管理权。中国的医生则随医院继续西迁，1940年到达李庄，随后医院进驻宜宾，1941年4月16日正式开业。这期间，同济医院与细菌学馆、病理学馆、公共卫生学馆、药物学馆、生物学馆通称为医后期，杜公振为同济大学驻宜宾办事处主任及医后期负责人，曾担任同济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的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内科学家、放射医学家、军事科学院一级研究员李化民教授。目前尚不知晓，李是否任同济医院院长的第一位中国人，但毋庸置疑的是，从宜宾时期开始，同济医院已经是中国人自己管理的现代医院了，它不再是外国人的资产。这一时期，在同济医学院和同济医院履职的教师和医生45人，其中教授13人（含史图博），副教授1人，助教及主治医师31人，他们多是同济自己培养的。
宜宾地处抗战后方，虽说相对平静，可由于连连战火，国力不支，民不聊生，医院自然也会受到资金的困扰。同济医院由德国人主办时，德国政府对其德籍医生有一定补贴，眼下，医院数百名职工薪水、医院运转全靠自己。当时，在小小的宜宾县城已有几家教会医院，数家军队医院。同济医院初来乍到，要取得民众信任，要靠实力、靠服务，也需假以时日。同济的管理者创造出一种“战时经营模式”，即与民族企业联姻，开定点医疗之先河。宜宾有一位被称为“现代造纸业的开拓者”的民族企业家钱子宁，是同济校友，为同济迁住李庄与宜宾立下汗马功劳，他创办的“中元纸厂”规模宏大，资金充足，据说抗战8年间，中国印制钞票的纸全来自他的纸厂。同济医院与中元纸厂协定：定点挂钩，纸厂从厂长、经理到工人，医疗关系定在同济，职工看病、住院只需厂医开个转诊单就可在同济医院就诊，先治疗后结算。至今，宜宾档案馆还保留有同济医院与中元纸厂职工医疗结算评价凭证。这样，中元纸厂职工有了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同济医院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两全其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类似的这种医疗模式曾在保障我国民众健康中广泛发挥了重大作用。
       
　　与国家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

　　“行医就是心行善”，这是中华民族历代的医学大家的共同信念。“医学归于大众”是同济老一代医学家裘法祖在四十年代提出的重要命题。国难当头，同济人以人民健康为福祉，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在近6年的时间里，与国家同命运、与宜宾民众同甘苦，为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殚精竭虑，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同济医院在宜宾的医疗点有：在宜宾西郊苗圃和西郊花园分别设一、二住院部设传，床位百余张。在黄州同乡会馆（今翠屏区保安街32号）设第一门诊部，在女学街2号即宜宾女中（现宜宾二即赵一曼中学）设护士学校和医事检验科，其对门设第二门诊部。此外，每逢李庄赶集日（三天一集）同济的医生要走上街头为老百姓免费诊病。

　　尽管时间已过去60多年，但同济医院作为一所为广大民众服务的综合性医院，其技术水平、服务质量以及同济人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给宜宾人民留下了许多深情的回忆。

　　已届90岁高龄、宜宾知名的儿科保健医师赵俊明先生回忆：同济医院驻宜宾时，他是国民党驻军18师972团卫生所军医，其驻地府堂坝与女中一街之遥，他常去女学街同医门诊，借看病为名请教一位张教授。 大约在1941年秋，带团部一位长期腹水未愈的军官，去女学街同济门诊，请张教授给他检查，诊断结果是排泄不畅导致腹水难消。张教授 只开了一个处方：每日口服50克硫酸镁。病人几天后大便通畅，腹水自消而愈。听说赵是卫生兵 ，张教授同意赵在一旁看他如何诊治病人，大约前后半年时间，赵学到了不少内儿科知识。赵俊明感慨地说“我还去同医设在科技馆后面陈列馆，一位教授还给我讲解了浸泡在一个大盆里的好几个肿瘤标本，介绍说是他们在二十年代后期国内最先成功切除癌症肿瘤留下的标本。”“后来我还陪同部队几位伤病员去西郊花园，就住院在同济医院的住院部。我亲自见到那里医疗设备精良，医师医术高明，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同济医师看病谦和、耐心、认真，没有（明德、公信）两个教会医院那么傲气。同医治病司药十分正规，凡处方取药须经处方医师验证，护士发药要亲自守护服用。其严谨求实的精神值得学习，同济在宜宾五年没听说过出过一次医疗事故，真是了不起”。

　　任瑞珍女士，曾任宜宾专科医院原副院长、妇产科医师，85岁，当年是一位家庭少妇。她回忆：“大约1943年1月间，我儿子才两三个月，发烧多日，看了几家医院不见退烧。听说 同济医院医术高、收费低，又热情，我抱儿子去女学街同济看门诊，进门见好几位医生在大厅里看病。一位约五十岁的医生替我儿子检查，小孩哭叫不停，医生耐心地用听诊器反复听诊，诊断结果是小儿肺炎。医生劝我不要着急，小儿感染不太严重。当时让护士给儿子注射一针，开了服用3天的盘林西林片，教我压碎调温开水按时喂服 ”。“盘林西林好稀奇啊，当时在其他医院开不着，在街上药店买不到，退烧效果特别快，几天就好了，我还抱着儿子去同医感谢，他们不仅不收我的礼（一包糖果），还教我对小儿疾病的预防和护理知识。”“解放后我当了医生，要不是那时碰上同医教授，我还没这个决心。”

　　陈星奎老先生，宜宾知名的文史学者，现已86岁，他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侃侃而谈：“同济医学院和同济医院1941年就在县女中，以前是都司衙门。那阵大门后照壁还在，敞坝（操场）不太大，后面大堂原是女中上大课地方，被同医隔成几间房子，作为研学馆，左侧靠冯家祠堂后面（今还保存）是一楼一底木结构的原女中教学楼，右侧（靠现在赵一曼塑像）平房是学生宿舍。其他校舍多是泥巴夹壁墙的小青瓦平房。”“女中对门的科学馆，是同济医院门诊部之一。女学街门诊很宽，里面还有一个展览馆，来看病的人多，每天参观的人也不少。展馆陈列好多人体标本、药物、器械和图表。”“西郊苗圃和西郊花园的同医住院部，他们在那里还修了多幢简易平房，住院的人不少。一是从教会仁德医院、公信医院自动转过去的 ，一是少数缺医少药的穷人，同济医生们都有一种民族良知。收费比其他医院都低，我有一个亲戚住院没钱，最后只登个记就出院了。”

　　读了这些故事，也许你就明白，为什么每当国家遇到灾难，人民遇到困苦，同济人总是挺身而出。这是良知，这是行善，这是责任，这是同济医院的传统。1949至1950年，我国华东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同济医院派出医疗队查明疫情，然后全上海市抽调1260名医务人员，邵丙扬任大队长，仅同济就派出262人，历时3个月，降伏病魔。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同济医院13人组成以院长为首的手术大队奔赴前线。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特强烈地震，第二天党委书记带领60人医疗队奔赴灾区。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同济医院先后派出25支医疗队，荣获集体一等功。还有，近年的抗击非典、汶川救灾……。这些，我们都不难从当年的同济精神中找到影子。

　　不负医学使命

　　上世纪30年代，以同济为代表的一批西医医院，使上海跟上了现代医疗技术发展潮流，也使得中国的医疗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流行中国几千年的中医退居从属地位。同济医院以其规模化、专业化，尤其以精良的外科技术赢得各界赞誉，也引得国外医界关注。1931年日本同仁会编辑的《上海医药界之现状》如此评价同济医院（当时尚称宝隆医院）“日本患者住该院的无不感到满意，不少患者认为自己对该院的信赖已胜过了日本医院”。

　　客观地说，在中国，同济的院令不是最长的、规模不是最大的，但以其为基础建立起一所知名大学的历史经过却是仅有的。医、教、研紧密结合，贯穿于同济医院的百年发展史，也正是他的优势所在，即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也没有忘记肩上所担负的医学使命。

　　作为同济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宜宾时有学生304人，六年间共毕业学生189人，他们中有两位日后成为中科院院士。为适应社会需求，医学院及医院恢复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学生36人。1945年夏建立起国内第一所高级医事检验科（对外称医事检验学校），学生27人。这些成为战后国家急需人才。

　　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战时的同济医学院及医院取得众多举世瞩目医学成果。1941年春，李庄突发“春瘟”，37名学生食物中毒，唐哲教授即带领几位医生和教师前去调查救治，提出学生会餐时食物所含氯化钡中毒所致。临床表现为：轻者浑身无力、皮肤发麻，重者上吐下泻，四肢麻痹。故称“痹病”，俗称“麻脚瘟”、“软骨病”，中医称“痹症”。事后唐教授在《同济大学医学季刊》上发表《李庄所见的痹病》，解开了三四十年代流行于川南一带的“麻脚瘟”之秘密。时任同医院内科主任、同济医院院长的李化民教授随即发表《痹病》，作出科学解释。1942年1月5日的宜宾城发生食物中毒致人死亡事件。经尸体解剖，结论是食用了食盐中所含氯化钡中毒致死，与头一年李庄学生食物中毒为同样病因。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馆杜公振教授在助教邓瑞麟协助下，进行动物试验，并对五通桥食盐所含钡的源流进行调查取证。同济的教授们以科学的良知，毋忘“济世兴邦，爱国奉献”之精神，敦请宜宾县政府转呈四川省政府，严饬五通桥盐务局，停止生产含氯化钡食盐，以维护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经四川省政府卫生处报中央卫生实验院批准，最后由四川省政府于1942年5月5日，以御二字第270号指令：停止食用五通桥食盐。至此，此案所涉及的社会公共事件圆满完善解决。教授们这种救死扶伤精神感动了战时国人，宜宾县参议会召开专门会议决议，并致函国立同济大学，组织当地民众敲锣打鼓、舞狮前往医学院道贺，赠送旌旗上书“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令誉日隆”。此成果所发表的《痹病之研究》，获得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除了唐哲、李化民、杜公振三位教授，分别对痹病研究，取得川南流行病学及公共卫生医学成果外，还有外科专家黄榕增教授《伤兵治疗与伤兵救护》、外科著名肝病专家章元瑾教授《肝脏浓病外科手术治疗》等学术论文，先后在《同济大学医学季刊》和国内外著名医学刊物上发表。 1944—1945年杜公振教授还提出《试从自然界寻求有害病菌能力之微生物》、《鸡与人类传染病之关系》两项科研成果。抗战时期同济医学成果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史称“北有协和，南有同济”而享誉世界。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同济人和全国人民一道欢欣鼓舞，为庆贺胜利，同济医院在宜宾各报刊登广告，从8月11日至13日免费送诊三天。

　　1946年5月，启动复员东归上海计划，医学院及同济医院将先后在宜宾西部住院部增建校舍和在县女中内自建的医事检验科房产，以及部分医疗器械，分别捐赠给南溪县、宜宾县政府和宜宾县卫生院和县女中。于同年8月完成移交，胜利结束抗战西迁川南宜宾五年八个月（1941年1月—1946年8月）的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