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忠弼:我亲历的“同济长征”路线

资料来源:本站发布者:管理员时间:2010/09/30浏览量:

我亲历的“同济长征”路线
――忆母校1937~1946年的辗转搬迁
武忠弼

  我们同济医学院在上世纪30年代曾先后经历过二次“淞沪抗日战争”的洗礼,一次是在1932年的1月28日,那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乘势举兵南下,入侵上海,受到当年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率部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学校曾遭到日寇的轰炸,部分校舍被毁,但国民党很快就投降了,战事随着与日本侵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议”而告终。

  另一次“淞沪抗日战争”发生在1937年8月13日。当时,日寇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驱动下,在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之后,大举南下,登陆吴淞口,直逼上海市区,我们美丽的校园遂成了炮火纷飞的战场。这时的校长翁之龙错以为战事还是会与上次的“一二八”抗战一样,很快就会结束,于是决定将学校临时迁往当时法租界上的地丰路暂避,这是母校的第一次迁移,但是这次他错了,最后不得不在1937年底将学校由上海迁往邻近的浙江金华,并在此复课,仍然企图暂避,以便随时回归上海。但遗憾的是,这次他又错了。事实是,日寇在久攻上海不下的形势下,不得不转而进犯杭州湾,并从背后与上海的日本军一起夹攻上海。在这样的形势下,金华受到了战事威胁,翁之龙校长在同学们的强烈请愿下,乃被迫进一步南迁,从而开始了前后历时八年余的“同济长征”。我也就随着学校经历了辗转搬迁,最后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作为母校的一名老学生,深深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亲历的这次母校史无前例的“同济长征”的轮廓,即母校长征的路线加以回忆和追述,供同学们参考。我在地图上大致测算了母校8年往返搬迁的路线,约相当于著名的红军长征,故姑且名之为“同济长征”。

  在金华的短短逗留

  我们在金华只逗留了大约6周的时间,1938年春由于受战事的威胁,学校不得不决定经浙赣铁路南迁江西赣州。当我们途经南昌时,当时在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母校工学院毕业校友多人,曾向校领导提出倡议,为了安全和减少损失,他们愿为母校提供足够的船舶,力争一劳永逸地将全校师生员工和校产由南昌直运四川,并从此立足于当时的“陪都”重庆。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据说是因为校长翁之龙私心作怪,即唯恐到达重庆后他的校长宝座难保,而可能被原来的同济大学校长、当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所取代,所以拒绝了校友的好意而坚持南迁赣州。在此情况下,当时在母校工学院读书的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就是被冯将军派人专程来南昌接走的,看来他也不赞同这样的决定。
                   
  南迁江西赣州

  从南昌南去赣州有一条南北流向的赣江,学校便用木船分组分批将师生员工和校产溯江而上,陆续运往赣州,赣江的江水清澈见底,但因系逆流而上,船行缓慢,我们常跳下江中用力推船前行,终抵赣州。那时,我们医学院的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设在赣州以北的吉安,学校的其他各院系则集中赣州。这时,我们还有许多位德国教授随同迁来赣州,其中包括一直陪同我们到全国解放后的生理学教授史图博(Prof.Stübel)。

  赣州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根据地之一,民风朴实,那时的江西全省无一所大学,对于名校同济的到来欢欣鼓舞。但由于条件贫乏,学校只好将当地原有的一些祠堂、衙门、庙宇等略加修缮,供各个单位勉强使用。记得那时我们的学生宿舍就是被安排在一所古庙里,将大殿里的菩萨请出,再用木料搭满双层通铺,入夜,大家或比肩或抵足而眠,倒也别有一番趣味。那时的上课则安排在另外的衙门或祠堂里,每天早晚大家一路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步行往返;课余就上街演唱抗日救亡活报剧,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国。那时,同学们大多已与家庭失去联系,经济来源断绝,学校就给我们发放“抗战贷金”每人每月7元,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习。
  
  但是,好景不长。在赣州只逗留了8个多月,也就是到了1938年的秋天,却由于某些师生的行为不检,而遭到当地居民的厌恶和蔑视,甚至在城外路面上写下要驱逐同济出境的标语。面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地下党员、学生会主席陶亨咸(中科院院士,已故)带头向校领导请愿迁校,在同学们的拥护和积极支持下,终于得以实现。这次迁校的目的地定为广西贺县的八步镇。
                 
  在八步镇的遭遇

  广西贺县八步镇是有名的锡矿区。我们于1938年秋又从赣州出发,跋山涉水,南越大庾岭,经广东韶关、南雄,沿着粤桂线,过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阳朔而徒步东行,直抵贺县八步。八步只是一个区区小镇,除盛产锡矿外,可谓一无所有,但却是日寇轰炸的目标。我们到达后,学校赶建简陋的校舍,我们就住在木板搭成的宿舍里,等待开课。就在此时,鬼子的轰炸机却又“悄然光临”,不得已,我们只好跑到宿舍旁的壕沟里躲避,而鬼子真是欺人太甚,他们把飞机降到不足百米的低空,用机枪向我们扫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鬼子飞行员那戴着头盔的头和丑恶的嘴脸,机枪子弹就啪啪地在我们面前不足一米处的地面炸响。等到敌机飞走后,回到宿舍一看,我们那木板搭成的宿舍门窗和屋顶已是弹痕累累,惨不忍睹。就在这时,鬼子的军队又直逼广东三水,八步又受到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八步仅逗留了不足一个月,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迁徙。可能是考虑到想“一劳永逸”,这次迁徙的目标定在了云南昆明。
               
  西迁昆明途中

  从八步西去昆明,当年有两条路线供选择,一条是西越百万大山,经百色而入云南;另一条是经广西南疆凭祥,南出“镇南关”(后改“睦南关”,现称“友谊关”),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转赴昆明。当时,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的迫害造成的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仇视,穿越百万大山和百色多有不便,大家乃选择了经河内入昆明的路线。就这样,我们乃于1938年11月间,用步行、汽车、轮船相结合的办法,经贺县去梧州,再溯江西上南宁转龙州办理签证入越,最后于年底前到达了昆明。
               
  在昆明的岁月

  到了昆明之后,由于无法找到集中的校舍,学校仍不得不分散在昆明市内各处。后来与我们同在昆明的,还有位于近郊的上海医学院和由来自北京的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在昆明总算过了两年多的“太平日子”,恢复了课业和学习,但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同学们吃的满是沙砾和稗子的米饭,又没有肉吃,在馋得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我们组织了妙语双关的“打狗队”,一是暗指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走狗“三青团”,二是指真的到街上打野狗来吃狗肉,聊以解馋。可是,到了1940年,鬼子飞机又经常来轰炸骚扰,“空袭警报”声不断,到后来大家几乎天天都要“逃警报”。在一次敌机轰炸中,我们医学院的一位女同学因被炸弹爆炸掀起的泥土埋住而不幸牺牲。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转移,并把这次的目标定在四川省的南溪县李庄镇,只有医学院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定在宜宾市。在这里,我们一直呆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成了抗战期间母校辗转西迁的最后一站。
            
  母校“西征”的最后一站李庄和宜宾

  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和宜宾市均位于长江之滨,两地相距不过30里,有班轮往返联系尚称方便。

  李庄在当时也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但却有着一系列的寺、庙、宫、殿等建筑物可供改建使用,例如学校的总办公室就设在禹王宫、工学院设在东岳庙、理学院设在南华宫、医学院前期设在祖师殿、图书馆设在王爷庙、女生宿舍设在慧光寺、测量系大地测量组设在文昌宫、德文补习班设在郊外麻柳坪、工学院男生宿舍设在羊街,等等。并且,除了我们同济大学外,还有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几个所也设在这里。一时间,小小的李庄竟成了群贤荟萃、龙盘虎踞的胜地。在这里,我们还于1942年5月20日庆祝了母校的35周年校庆。

  从1941年春到1946年,我们在李庄和宜宾一共呆了6个年头。在李庄的时候,我们没有电灯,晚上每个人只好用一个昏暗的菜油灯盏来读书自习,而且为了省钱,基本上只点燃一根用灯草做的灯芯。与现在同学们的学习条件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抚今思昔,真是令人既羡慕又感慨。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却为四川人民的健康作出一件前无古人的贡献。记得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宜宾中学的学生们按惯例“打牙祭”(四川同胞对加餐的俚称),却发生了大批学生中毒事件,表现为身体软弱无力,有的还有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当地称之为“Pa病”(“Pa”在四川话中意为软瘫)。在接到呼救后,我们当时的校医、后来的医学院院长唐哲教授等立即赶往施救,并立即判定与食物中毒有关,而且症状有些像钡中毒,同时还发现凡当晚喝汤越多者,病情也越重,于是立即决定边抢救,边对喝剩的汤进行化验,结果发现汤中果然含有钡盐,再查食盐,才发现盐中确含有大量氯化钡。后来又反复进行动物实验,确认了在四川危害多年并被称为Pa病的这种地方病,原来就是含钡食盐引起的氯化钡中毒。再查这种食盐的来源,却发现竟是四川省五通桥生产的“桥盐”,于是真相大白,我们也都感到能为四川人民除一害而庆幸。然而正当学校准备将此研究成果上报时在重庆的“中央卫生署”时,五通桥盐商却专程登门,又是送礼,又是说情,央求学校不要上报,以免危及他们的“钱”途,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最后还是作了广泛通报。与此同时,为了四川人民的健康,我们也向盐商提出了建议,向他们生产的“桥盐”中加入“芒硝”(硫酸钠),就可使盐中含有的氯化钡转化为难溶性硫酸钡而沉淀下来,予以去除。从此,四川就再无Pa病危害了。

  众所周知,日本鬼子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无不欢欣鼓舞,准备着“复员”回迁上海。这时,我们本来应当是可以乘船直接东归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美国主子的支持下,为了赶往上海及东北各地抢夺地盘和财物,实行他们的“劫收”,霸占了一切交通工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租乘当年的“木炭汽车”。由宜宾出发,辗转经陆路返回上海,真可谓历尽艰辛。

  当年由于汽油极度短缺,长途汽车无法运行,面临这种困境,母校工学院一位校友和青年教师发明了这种“木炭汽车”,就是在卡车驾驶室门外的踏板上安装了一个圆筒形的炭炉,用燃烧木炭来产生“煤气”的办法,为卡车提供燃料。这一发明,为当年克服交通困难作出了史无前例的重要贡献。遗憾的是,这位校友却在一次亲自试车中,不幸翻落山谷,壮烈牺牲。我们1946年春就是乘坐这种“木炭汽车”,由宜宾北上成都,再登秦岭,出剑门关,经陕西宝鸡转河南洛阳,再经陇海铁路东至徐州,转乘当年的津浦铁路至南京,再转乘京沪铁路返抵上海。到达上海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的宝隆医院已被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美合作所”侵占,并被改名为“中美医院”。而在我专程前往我们原在吴淞镇北的校园探望时,才发现我们美丽的校园已经是片瓦无存,变成了大片稻田。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校园当年曾成为“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使我们的校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变成了一片废墟,后来被当地农民改种成稻田,只剩下原来大礼堂的地坪,由于是深厚的混凝土浇筑,而得以免遭破坏,成了唯一的历史见证,目睹此情此景,真令人不胜唏嘘,感慨系之!

  在这种医院被占、校园被毁的情况下,我们回到上海后变成了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幸赖时在上海的几位医学院老校友、老名医的积极奔走呼吁,并通过蒋夫人宋美龄的帮助,最后,据说是经蒋介石的“手谕”,才得以将我们的医院收回,但条件有二,一是不得更改“中美医院”的院名,二是要在医院的庭院中为“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目戴笠建立一座铜像,以“纪念”不久前在南京机毁人亡的戴笠。鉴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收回宝隆医院的决心,学校不得不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而才得以及时收回了我们的医院,并只得保留了“中美医院”的院名,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才改为“同济医院”。但戴笠铜像的事,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拖的办法,最后不了了之。

  医院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医学院的院址和教学用房依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来几经努力,才获得善钟路100弄10号汉奸汪精卫得力助手周佛海的住宅,作为医学院基础部的用房。但学生宿舍则只得在市内另行租房暂用。这就是当时艰难尴尬局面。直到1950年初,在“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方针指导下,中央决定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加上当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坚持申请和再三联系,经当时地下党组织的动员,医学院乃于1951年底开始西迁武汉。这是后话,将另文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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